《杭州日报》：我在拉萨做援藏导游的日子

《杭州日报》 10月21、22、23日报道 （见习记者 孙磊）：

我在拉萨做援藏导游的日子（上、中、下）

    新闻提示

　　“天路”的开通，必将让西藏旅游业迅猛发展。为此，从2003年起，国家就启动了内地导游援藏项目。
　　4年来，浙江每年都有优秀的导游进藏支援，而今年的三名援藏导游，则是连续两次参与该项目，这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。
　　他们背后，又有着什么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——

    （上）

    本报热线85109999接到一个电话：“浙江省政府今年4月派出去的3名援藏导游，已经回来了。他们在这半年时间里，经历了很多事情，你们要来看看吗？”
    几经辗转，记者找到了这3名援藏导游的其中一位：江帆。
    初次见面的时候，江帆头上扎一块藏青色的头巾，显得非常特别：像个画家。
    江帆解释说，这是因为拉萨风沙吹得特别厉害，头发很容易脏，而又不能经常洗头，所以想出这个办法。“习惯啦，到杭州一下子改不了。”
    江帆很瘦，1983年10月出生的他，去年还没从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导游专业毕业，就被选为援藏导游了。今年4月则是他二次进藏。年轻的他，是怎么被选中并两次成为援藏导游的？
    “这是偶然，也是必然。”他说。
    命运从一个电话改变。
    大学里我就考出了汉英双语导游证，是全班唯一一个。因此，2005年年初，我被浙江中山国际旅行社录取为实习生。
    2月的一天，我接到旅行社的电话：“江帆，你想去西藏吗？”原来是国家旅游局派给浙江省旅游局3个援藏名额，必须是涉外导游。我所在的中山国际旅行社分到一个名额。
    “西藏？”刹那间，我的脑海里除了雪域、冰山、荒漠、牦牛、渺无人烟的可可西里，就担心我那不争气的胃，我禁不住沉吟起来。
    “好男儿志在四方，雪域高原大有作为。”父亲一句话点醒了我。
去！
    3月底，通过严格的体检，我从众多从业经验丰富的候选人中被选拔为第三批援藏导游。师长、同学、亲友知道后，纷纷打来电话祝贺。
    但更多的，大家还是有点担忧：雏鹰初展翅，能受得了那里瞬间多变的气候吗？初出校门业务水平能让客人满意吗？
    按照国家旅游局的规定，4月7日我到达成都参加培训，这时我才发现，自己是援藏导游中年龄最小的，资历也是最浅的。我赶紧补课，阅读了一些关于西藏风土人情的书籍。4天的集中培训，国家旅游局请了不少西藏专家给我们讲课。我明白，西藏之行，是多么任重道远。
    2005年4月15日，我们从成都双流机场出发前往拉萨。
    虽然出发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，可是一抵达拉萨，我就碰到了猝不及防的事——
    早上擦鼻血成了家常便饭。
    按照计划，70名援藏导游被安排到西藏的各个受援单位，我和另外两名浙江籍的队友唐元锋、谢俊成，被安排到了西藏世纪国际旅行社。
       下了飞机乘上旅行社的车，我凝望着碧蓝的天空，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视连续剧：《梦开始的地方》。拉萨，正是我梦开始的地方。
    车子行驶了一个半小时后，到达西藏宾馆。它是拉萨为数不多的四星级宾馆之一，地处西郊，离布达拉宫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。我们仨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，住宿条件还不错，带有独立卫生间，24小时热水供应。
    可是，高原反应远比我想像中强烈：缺氧胸闷，感觉全身上下的毛孔都窒息了；晚上睡觉，我把窗子开得老大，头靠着窗户睡，保证能得到尽可能多的氧气；午夜时分我实在受不了，起床到厕所呕吐，这之后虚脱地睡去了。第二天早上醒来舒服了一些，我迷迷糊糊地挤了挤鼻子，感觉有什么湿漉漉的东西流出来，睁眼一看，被子上已经落下了“血染的风采”。后来，早晨擦鼻血成了家常便饭。
    慢慢地，我终于习惯了早上擦鼻血，习惯了餐餐吃牦牛肉，但是我知道，更艰巨的，还在后面——

（中）

    在拉萨，太阳的脚步比杭州迟两个钟头，所以我们9点开始工作。我所在的西藏世纪国际旅行社实力雄厚，团队量比较多，有不少来自欧美的团队。国家旅游局给每位援藏导游发了一本28万汉字的《西藏导游基础知识》，可做导游绝对不是背解说词，起初，我像当年在学校挑灯夜读攻克英语一样，晚上把书摸熟翻透，融入自己的理解，白天再讲解给外宾听，日子久了，自然胸有成竹，面对外宾突如其来的问题，也应付得游刃有余。
    早晨一睁眼，我就说英语，晚上睡觉还在盘算明天的行程，甚至具体到几点几分我们应该在哪里做什么，脑子一直绷得像口上紧了发条的钟，可还是难免有所疏漏——
    正照相，万里晴空突然下起冰雹
    去年我第一次进藏，不到22岁，不仅是同事中最小的，很多客人都比我大上好几岁，可我绝对不能露怯：所有客人都听导游指挥，没有人会把我当孩子。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，都需要准确的方向感和时间感，还有独当一面的调度能力。有一次，我带两名意大利客人从协格尔去日喀则，平措林寺是一个重要的景点，车经停平措林寺岔口时，只懂藏语的司机问：到平措林寺了，要不要进去？我不认路，也不会藏语，车上又没有翻译，只能摇头表示听不懂，于是司机理解成“不去”，就大踩油门一路开到日喀则，停在酒店时，通过翻译我才明白事态的严重性，立刻决定从另一条路抄回平措林寺，哪怕是自己倒贴汽油费，也不能让客人有所损失。这是我援藏生涯中的一个大教训，后来每次出发前，我都和司机交代清楚行程。
    还有一次，我带队从尼泊尔边境的樟木去日喀则，那日天气极好，晴空万里，我和客人们说笑着在一个景点停车留影，突然间，老天变脸，下起了冰雹！几个孩子吓得瞪大了眼睛，我赶紧招集客人们上车，咬着牙顶着冰雹做扫尾工作，把所有的器具都搬上车，才最后一个上车，黄豆大小的冰雹砸在没有任何防护的脸上、脖子上，那个痛啊，现在还记忆犹新！
    客房紧缺，导游睡大堂
    为了防晒，10多天不洗脸
   去年8月，唐元锋和谢俊成都带团去日喀则，正是旅游旺季，酒店只能保证供应客人的住房，两个团的导游、司机、随队医生6人都睡在大堂，他们回来后告诉我，有些偏僻的地方，酒店没有传真机，必须在路上不停地打电话预订，否则酒店就把房间卖给别人了。
    睡大堂还不算什么，有个女同事带团去阿里，10多天的行程，每天都颠簸在土路上，别说洗澡了，她连脸都没有洗过，一是当地的水非常冷，洗了之后皮肤会发黑甚至脱落，二是洗了脸，皮肤直接暴露在阳光下，更容易受伤。在西藏什么防晒霜都不管用，为了防晒防风沙，我们出行都武装到牙齿，全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，只露出眼睛和嘴，活像电影里打劫银行的人；面对客人的时候，当然不能这么打扮，就戴个墨镜，扎个头巾，时间一长，眼睛周围一圈是白的，剩下部位都黑了，我们开玩笑说这是底片版大熊猫。
    “援藏是一场生命的博弈”
    唐元锋去年6月第一次带团去珠峰时，每天十多个小时在车上，没有空调，山路上风沙极大，必须关窗，车子就在强烈的日照下行驶，活像个大蒸笼，他又累又热，有些中暑，昏昏沉沉地睡着了，醒来时，只见前方有一辆货车，大半个前轮已经悬在山崖外了，而司机还在车上干着急，唐元锋告诉我说他从此再也不敢在车上睡觉了，生怕一闭眼就回不来了。其实，旅行团出车祸的意外是经常发生的，还好我们都没有遇上过，由此对自然、对生命都增添了沉甸甸的敬畏。
    我们的援藏时段为每年的4月到10月，这也是有道理的：第一，这段时间是西藏的旅游高峰期，而过了10月，气温骤降，很多路没法走了，不少酒店也都关门了；第二，内地人在高原上待个三五年，身体受不了，所以国家安排我们只援藏半年。在极端的气候、地理环境下，我们带团出行，要时时刻刻为客人的生命负责。唐元锋遇上过一位香港老太太，登布达拉宫的前天凌晨两点突然抽搐，打来电话说“不行了”，赶紧送医院检查，是急性高原反应，医生要她住院观察，执拗的老太太坚持第二天登布达拉宫，还爬得比所有人都快，唐元锋说自己当时背脊上一阵阵地冒冷汗。结果下山后，老太太又半夜打电话说“不行了”，唐奔波了一宿，所幸没有发生意外。
    援藏，可以算是一场生命的博弈。看着自己在布达拉宫前拍摄的毕业照，我的心境比以前平和成熟了。一些东西，我懂得慢慢放下，懂得平静地看待，世上就该有易逝的艳秋，无结果的爱，以及最终的道别。而两次援藏， 我都遇到了非常特殊的朋友——

（下）

    昨天江帆说到他在拉萨遇到了不少特殊的朋友，今天我们接着听。　
    加拿大夫妇的爱情观
    2005年7月下旬，我接待了一对来自加拿大的史奈德夫妇。史奈德先生是多伦多大学的哲学教授，史奈德夫人是图书馆管理员。史奈德先生博学、儒雅而幽默，看问题也很敏锐，比如他会问：“除了旅游，当地的主要税收来源是什么？”
    让我感触颇深的是史奈德夫妇对爱情、对人生的态度。我注意到，他们的手经常牵在一起。我还看到史奈德先生的皮夹里，放着史奈德夫人年轻时的照片。我和史奈德先生谈起：“在杭州，不少女孩谈婚论嫁时要问男方三个问题：一、你有没有房子？二、你有没有车子？三、你在银行的存款有多少？”史奈德先生说：“你可要知道，我追求玛丽的时候，我没有车子，没有房子，也没有存款在银行里。”
    我转问史奈德夫人：“夫人，您当初为什么决定嫁给史奈德先生呢？”她微笑着握着先生的手说：“因为我知道他的未来。”这一刻我被大大震撼了。
    美国老兵的生命观
    2005年的援藏工作结束了，我用所得薪资缴付了助学贷款。2006年2月，听说国家在选拔第四批援藏导游，我毫不犹豫地去了。体检时发现，两位昔日的队友唐元锋和谢俊成，也不约而同地“会师”了。拉萨，已经成了我们的情结。
    2006年8月，我接待了一对来自美国的爷孙俩。爷爷叫理查德·卡恩，89岁了，精神相当矍铄。我准备了氧气瓶，卡恩先生说：“我想我们并不需要它。”果然从第一天起到行程结束，他一口氧气都没有吸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老人是二战老兵，曾经参与诺曼底登陆，退役后一直在军校执教。老人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我还很年轻呢，生命在于质量而非长短。”登红山时，我想扶他，也被礼貌地拒绝了，最后他和我同时到达山顶。我忍不住表示敬佩：“先生，你真是个英雄。”他摇摇头：“我牺牲了的战友才是。我只是非常幸运。”我想，和战场上的枪林弹雨相比，在拉萨流个鼻血又算得了什么呢。
    拉萨回来，我们“醉氧”了
    步入10月，我知道又快和西藏告别了。15日早上，我们从拉萨起飞，傍晚到了杭州，一下机，谢俊成喃喃自语：“空气真稠啊，还黏糊糊的！”——在杭州湿润的空气中，我们“醉氧”了，走路像踩棉花，总也睡不足。
   在联华超市购物，看到收银员递过来一只塑料袋，我条件反射地说：“这是要罚款的！”对方很奇怪地盯着我，我才反应过来：这是在杭州，不是拉萨。拉萨明文规定不准使用塑料袋，大家都用一种可降解的环保袋。家人说我得了“拉萨综合征”。确实，人永远向往着彼岸。说起homesick（乡愁），在拉萨，我天天想杭州，回到杭州，我又滋生出“恋藏情结”，我已经把高原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了，脑子里经常会浮现一张拉萨全景图。什么时候，我想能组织一个亲友团，带大家看一看我曾经挥洒过热血的地方。我和西藏的故事，还远远没有完。
    记者手记
    通过江帆，我联系上了唐元锋和谢俊成。他们的脸都略显疲惫，可眼睛却明亮得像星星。谢俊成说，西藏行是他人生中最美好也是最珍贵的经历，“在离天最近的地方仰望苍穹，还有什么过不去？”
    谈起今后的打算，3名同为“80后”的年轻人再一次不谋而合：我们要开拓浙江的西藏游市场！
    “两年援藏，绝对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职业财富积累，我们三个回来后，都顺利升级成了中级导游，要知道全杭州中级导游只有186名！西藏游绝对是一块巨大的蛋糕。”江帆说，他第一次援藏回来就制定了“雪域假期计划”，打算联系旅行社开发暑期大学生团西藏游项目。目前，三人都在积极开展下一阶段的工作，唐元锋正计划出书。正如江帆所言，他们和西藏的故事，还远远没完。

相关资料：江帆系我院02导游（3）班毕业生，2005年在浙江中山国旅实习期间，被国家旅游局选为我国第三批援藏导游员，同年6月飞往拉萨开始援藏工作，现就职于西藏山南中国国际旅行社。国家旅游局人事劳动教育司司张李悦中在05年5月国家旅游局召开的浙江省旅游院校调研会上，也给予了高度赞扬。